讲到句话，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人问读杨绛与钱钟书的爱情故事，另外，还有朋友想问钱钟书对杨绛最经典的一句话，这到底是咋回事？其实钱钟书对杨绛最经典的一句话呢，下面小编就为大家介绍钱钟书对杨绛最经典的一句话，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钱钟书对杨绛最经典的一句话
如果一个男的，和一姑娘经过长途旅行后，彼此还没有厌烦，说明两人有一定的结婚基础。
相识：人生若只如初见
杨绛出生在无锡一个书香门第，清逸温婉，知书达理。1928年，杨绛高中毕业，她心心念念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孰料那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无奈之下，杨绛选择了东吴大学。
1932年初，杨绛本该读大四下，东吴大学却因学潮而停课。为了顺利完成学业，杨绛毅然北上京华，借读清华大学。当时，为了去清华，杨绛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至此，她终于圆了清华梦。仿佛冥冥中，清华园的钱钟书正在召唤着姗姗来迟的她。
3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幽香袭人。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的门口，幸运地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钱钟书。当时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目光炯炯有神，谈吐机智幽默，满身浸润着儒雅气质。
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钱钟书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也趁机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恰巧两人在文学上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这一切使他们怦然心动，一见钟情。
两人恋爱时，除了约会，就是通信。钱钟书文采斐然，写的信当然是撩人心弦的情书，杨绛的那颗芳心被迅速融化。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的手里。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看完喜不自禁。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在钱父看来，杨绛思维缜密，办事周到，这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1935年，两人完婚，牵手走入围城。
其实，这段缘分早就命中注定了。早在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去过钱钟书家做客，只是当时年纪小，印象寥寥。但这段经历恰恰开启了两人之间的“前缘”。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两人的结合可谓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两家人是真正地“皆大欢喜”。
相爱：赌书消得泼茶香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杨绛与钱钟书是天造地设的绝配。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在这样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两人过着“琴瑟和弦，鸾凤和鸣”的围城生活。
1935年，杨绛陪夫君去英国牛津就读。初到牛津，杨绛很不习惯异国的生活，又乡愁迭起。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开了，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钟书叫醒，他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了。吃着夫君亲自做的饭，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听到爱妻满意的回答，钱钟书欣慰地笑了。
学习之余，杨绛和钱钟书还展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通常情况下，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有一次，钱钟书和杨绛交流阅读心得：“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杨绛不以为然，说：“这是你的读法。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读读写写，嘻嘻闹闹，两人的婚姻生活倒充满了悠悠情趣，羡煞旁人。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一鸣惊人，迅速走红。杨绛的蹿红，使大才子钱钟书坐不住了。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为了节省开支，她还把家里的女佣辞退了，自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劈材生火做饭样样都来，经常被烟火熏得满眼是泪，也会不小心切破手指。可是杨绛并未抱怨过，她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只盼着钟书的大作早日问世。看着昔日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如今修炼成任劳任怨的贤内助，钱钟书心里虽有惭愧，但更多的是对爱妻的感激与珍爱。
两年后，《围城》成功问世。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其实，《围城》是在沦陷上海的时期写的，艰难岁月里，夫妻两人相濡以沫，相敬如宾，这是多么难得的人间真情啊！
相守：此情可待成追忆
爱女阿圆出生时，钱钟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杨绛说女儿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回国后，这个三口之家一直居无定所。1962年8月，一家人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个阳台，他们又添置了家具，终于有了个舒适的家。那时，钱钟书经常带着妻女去饭馆吃饭，有一次，在等待上菜的空挡，钱钟书和阿圆一直在观察其他饭桌上吃客的言谈举止，并且像看戏一样很是着迷。杨绛奇怪地问：“你们这是干嘛啊？”阿圆说：“观察生活是件很有趣的事，你看那一桌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那一桌是在宴请亲戚……”杨绛明白了，这父女俩是在看戏呢。待到吃完饭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戏正在上演。这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温情。
这个三口之家，很朴素，很单纯，温馨如饴，只求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时光静静流逝着，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阿圆去世时，钱钟书已重病卧床，他黯然地看着杨绛，眼睛是干枯的，心里却在流泪。杨绛急忙告诉他：“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钱钟书点头，痛苦地闭上眼睛。怀着丧女之痛，杨绛还要每天去医院探望钱钟书，百般劝慰他，并亲自做饭带给他吃。那时，杨绛已经八十多岁高龄，老病相催，生活日趋艰难。尽管如此，她依旧坚强地支撑起这个失去爱女的破碎之家。
女儿走了，丈夫走了，昔日其乐融融的家庭不复存在，只剩下杨绛孤零零一个人。从此，杨绛深居简出，很少接待来客，开始悉心整理钱钟书的手稿。有一日，社会学家费孝通来拜访杨绛。他对当年的心上人还是情有独钟，便带着自己的著作来请杨绛“斧正”。旧友重逢，喜上眉梢，两人嘘寒问暖，交谈甚欢，忽然杨绛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便态度冷淡起来。待送别费老时，他颤巍巍走下楼梯，还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杨绛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费老瞬间领悟了她的意思，从此彻底死了心。
2011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大寿，但是她很低调，没有举行任何隆重的庆祝仪式。她只嘱咐亲戚们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对文坛伉俪的爱情，不仅有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更融合了两人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坚守。纵然斯人已逝，而杨绛先生的深情依旧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深，生生不息。
杨绛在钱钟书围城的扉页中的话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是杨绛女士写在钱钟书《围城》扉页的一句话。
婚姻是围城，学校是围城，生活也是围城。入与出映射人生哲理与境界，也成为生命的常态。
《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故事主要写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相。
杨绛与钱钟书的爱情故事
1932年春天，杨绛考入清华大学并与钱锺书相识。第一次见面，钱锺书就说：“我没有订婚。”“我也没有男朋友。”杨绛回答。世纪佳缘由此展开。
1935年，杨绛与钱锺书成婚，不久一同出国留学，无论在牛津或是巴黎，都留下了他们相亲相爱的足迹。在牛津，杨绛与钱锺书曾在诗歌里追忆他见到杨绛的第一眼：“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钱钟书和杨绛是怎样结识的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
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钱钟书
1932年，春，古月堂。
1932年的清华女生宿舍，有个很典雅的名字，叫“古月堂”，入夜时，古月堂前常常站着等女友的男生，他们把“约会”戏谑为“去胡堂走走”。
那时候的清华同现在并无二致，男多女少，女生都是被宠爱的。古月堂不设会客室，男生们便都立在门口，无论春冬，无论寒暑，古月堂前总能看到一两个焦灼的身影，眼巴巴地盯着大门，盼着那一位千呼万唤始出来。
在那些等待的身影里，有一位面容俊朗的男子，他名叫钱钟书，是清华西方语言文学系的学生，在西语系，他是有名的才子，当时，他，曹禺，颜毓蘅被大家称为“三杰”，他又格外出众些，教文学的吴宓教授称赞他：“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为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
他是江苏无锡人，出身名门，他的父亲钱基博是近代著名的古文家，曾先后担任过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校的教授，他的母亲姓王，是近代通俗小说家王西神的妹妹。他在家中是长子。
他的中学时代就读于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辅仁中学，两所学校都是美国圣公会办的，注重英文教育，他因而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而他的国文由父亲亲自教授，也渐渐有了深厚根基，他的古文造诣远高出同龄人，未考入清华之前，就以代父亲为钱穆的《国学概论》一书作序，后来书出版时就用的他的序文，一字未改。
他的国文和英文很好，数学却极差，幼年时他读《西游记》《三国演义》《说唐》，孙悟空，关云长，李元霸使用的武器斤两却能记得一清二楚，却不识得阿拉伯数字。他是1932年春考入清华的，入学考试时，他数学得了零分，本来是不能录取的，但因为他中英文特别出色，校长罗家伦就决定将他破格录取。因着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他一入清华，文名就已传遍了全校。
他并没有让罗家伦失望，清华的课业素以繁重著称，别人都挑灯夜读，他却不仅轻松学完本专业的课程，还有余力钻研中国古典文学。他的读书数目之多，涉猎范围之广，让同班同学叹而观止。他的一个同学饶余威就曾感叹过：“同学中，我们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
他在文科方面有一种卓然的天赋，记忆力超群，过目不忘是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他恋书成痴，读书于他全然不是一件必须去完成的任务，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他无书不读，连辞典都看得饶有兴趣，在读书中，他能感到无上的愉悦。
他要等的这个女孩子名叫杨绛，她小他一岁，完全是他的同道中人，将阅读视作生命。
杨绛是今年考入清华的，在西方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就读。她和他是同乡，也是江苏无锡人，但后来定居苏州。她的家世背景丝毫不亚于他，在苏州，杨家是有名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杨荫杭是著名的律师，他曾赴美日两国留学，获宾西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他创办过无锡励志学社和上海律师公会，担任过上海申报编辑，历任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等职。他有两部有名的著作《名学》《逻辑学》，流传后世，连钱穆也说深受其影响。杨绛还有一个姑母，名叫杨荫榆，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后来，在日军攻陷上海时为维护学生而被枪杀。
她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先后就读于北京女高师附小，上海启明女校，苏州振华女中，成绩都很优异。她开始念书的时候，喜欢在课堂上淘气，她玩一种吹小绒球的游戏，吹着吹着就笑起来，老师看到了生气，就让她站起来回答课文内容，谁知她竟全能准确无误的答上来，老师十分惊讶。自小就聪颖异常的她很得父母和姑母杨荫榆的喜爱。
十七岁的时候，她考入了江苏东吴大学，一年后分科，她选了政治系。可其实她的兴趣并不在政治，她喜欢文学，可是当时东吴大学并没有文学系，文科里比较好的法预科和政治科，她想选法预科，这样将来可以做父亲的助手，还可以接触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可以为写小说积累素材，可是父亲并不同意她学法律，大约是他觉得社会黑暗，宪法如同虚设，从而对法律失了望，又抑或他觉得法律沉重，于一个女孩子并不相宜，总之，他坚决不要她当他的助手，于是，她只好改了政治系，因为不喜欢，她对课程只是敷衍了事，大部分时候都呆在图书馆里阅读文学书，三年下来，她对文学的兴趣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大三时，她得到了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奖学金，可以去美国留学，可是奖学金并不包括生活费，美国生活费昂贵，她不想增添家庭的负担，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她压根就不打算继续攻读政治，她并不觉得洋学位多了不起，她宁可考清华的文学研究院，她想去中国最好的大学念自己最喜欢的文学。
她果然考入了清华，一入学，她便赢得了梁宗岱先生的赞赏，那时候，梁先生教教法语，第一堂课是听写，她的程度令梁宗岱刮目相看，他问她法语是什么学的，她坦然道：“自学。”
杨绛的才气和聪慧并不亚于钱钟书，他和她，一个是出身名门的才子，一个是书香门第的才女，门当户对，佳偶天成，连她的母亲都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他们在清华一起呆了一年，1933年的夏天，钱钟书毕业了，因为他格外出众的才华，清华希望他留校继续攻读硕士，可是，他拒绝了。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自学能力，而且水平并不比在校的研究生差，没必要在同一间学校再学重复的东西，在文学上面，他向来是极自信的。
当时，他的父亲在上海光华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他便应了父命，去了光华大学任教。
杨绛还没有毕业，继续留在清华读书，他们第一次短暂分开。
他离开后，写了许多信给她，他做了很多情诗，皆是旧体诗，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缠绵悱恻好文章，粉恋香凄足断肠；答报情痴无别物，辛酸一把泪千行。
依穰小妹剧关心，髾瓣多情一往深；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
良宵苦被睡相谩，猎猎风声测测寒；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
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苦雨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
这首诗写得文辞典雅，情深意切，放在唐宋佳作中也毫不逊色，他还写过一首诗，内有一句“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运用的宋明理学家的语句，他从不写当时流行的新诗，一律用旧诗体，旧体诗需对仗工整，且讲究平仄，比新诗难做，他却写得挥洒自如，他还自负地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他的才气就是在这样的小事处也会一一彰显。
他的诗虽做得好，她回信却并不多，她对他说，她不爱写信，他有些抱怨她，“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后来，他写《围城》，还念念不忘这段往事，《围城》里的唐晓芙也不爱写信。
大约是钱钟书写信写得太勤，连父亲钱基博也看出了端倪，有一天，老先生擅自拆了杨绛的一封信，从而对杨绛大加赞赏，原来那封信是杨绛写来和钱钟书讨论婚嫁问题的，他这么写：“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钱基博看完，也不问钱钟书的意见，自作主张提笔给杨绛回了一封信，夸奖她明理懂事，并郑重其事把儿子“托付”给她。
有了这一出事，钱钟书和杨绛的关系从此被双方父母知晓，两人所在的家族都是当地名门，于是，双方父母便循照旧礼，为两人订婚。他由父亲领着，上杨家拜会杨绛的父母，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为男家女家的媒人来“说媒”，他们还在苏州一家饭馆里举办了订婚宴，请了双方族人及至亲好友。
他和她本是自由恋爱，结合却沿着“父母之名，媒妁之言”老老实实走了一遍程序，他觉得这事颠倒了，她也觉得很茫然，“茫然不记得‘婚’是怎么‘订’的，只知道从此我是默存的‘未婚妻’了。那晚，钱穆先生也在座，参与了这个订婚礼。”默存是他的号，她喜欢叫他默存，而他也喜欢叫她“季康”，季康是她的号。
订婚后，他仍在光华大学授课，她回清华继续念书，她还有一年毕业，这时的她，在清华已经崭露头角，在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写作”课上，她教过一篇作业，叫《璐璐，不用愁！》，描写青春期少女的三角恋爱心理，细腻动人，朱自清很是赏识，推荐给《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后来这篇文章还被选入了由林徽因编辑的《大公报 文艺副刊 小说选》中，出版时题目改为了《璐璐》，署名是季康，那本集子一共选了25位作家，共30篇作品，和她一起选入的还有沈从文，萧乾，老舍，李健吾，凌淑华……，都是当时的名家，她以一篇学生习作被选，难得可贵。
她这么文才出众，又是大家闺秀，在男多女少的清华自是极受瞩目，虽已订婚，但终究还未成婚，未婚夫又不在身边，所以，爱慕她的人不在少数，“杨绛肄业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求为偶者七十余人，谑者称杨绛为七十二煞。”但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她不太在意自己的相貌，从来都不觉得自己生得美，很多年后，有人为钱钟书做传，她还特意写信声明：“我绝非美女，一中年妇女，夏志清见过我，不信去问他。情人眼里则是另一回事。”
钱基博并没有看错，她一直都是理性明慧的女子，世间女子，大凡听到别人夸自己美，就算有一两个面上不露出来的，也会在心中暗喜，她却是例外，其实那些不相干的外人看她美不美又什么要紧，只要在情人眼中她是美的就行，也只有情人的认可方是真的赞誉。对容貌一事，她极是通达，所以，她没有在清华一干男生的追求中昏了头脑，飘飘然自恋成“公主”，一如她的文，她的人也一直保持着内敛和素净。
又过了一年，1935年春，钱钟书参加了教育部公费留学资格考试。当时国民党教育部将英国退还的庚款用做国内青年去英国留学的奖学金，但这种公开招考的录取名额极为有限，英国文学就只有一个名额，钱钟书以绝对优势名列榜首，顺利地拿到了这个名额。
消息传来，杨绛极为高兴，有哪一个念西方文学的人不向往英国呢？莎翁，狄更斯，曼殊菲尔……那些英伦作家的名字在课本里如雷贯耳，而他们描写的那个国度，那多雾的伦敦，那泰晤士河上迷蒙的晓雾，那些优雅的英国绅士和穿苏格兰格子裙有着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如梦境般在她的世界里夜夜上演，三年前，她拒了威尔斯利女子学院，这一次，她连毕业都等不及了，迫不及待向同他一起离开，能和志同道合的心爱男子，去梦想之地游学，这当是年少时最叫人愉悦的事了。
她同教师商量，用论文形式代替考试，提前一个月毕业了，七月中，他们正式完婚。
婚礼仪式一共两场，杨绛娘家的那场采用西式，新娘披长纱，有为新娘提花篮的花女、及提拖地长纱的花童，有伴娘伴郎，还有乐队奏曲，新郎新娘鞠躬为礼，戴戒指，并在结婚证书上用印，而迎娶至无锡后，钱钟书家的那场，拜天地，敬高堂，入洞房，一切礼俗和仪式都按照中国传统的来。
他们的婚期正当酷暑，仪式冗长繁琐，他穿的黑色礼服，浆洗过的挺直领圈已被汗水浸得软耷，她被白婚纱一层层紧实裹着，早已从头到脚湿透，仿佛从水里捞了出来，他们一起步入席间，给宾客敬酒，在忙乱和喧哗中，偶尔相顾一笑，天气炎热，彼此的眼神却格外清明。
从前，她和他提起自己的家庭的时候，她有些自豪道，他说，清末状元张骞曾称她的父亲杨荫杭为“江南才子”。不想他也把张骞致他父亲的信拿给她看，原来在信中，张骞也称钱基博为“江南才子”，她哑然失笑。
“江南才子”是否张骞敷衍送人的，不得而知，但她与这赞誉却是缘分非浅，她“从一个‘才子’家到又一个‘才子’家，”而且，她嫁的男人，也一样担当得起这四个字。
一个月后，他们双双离开了江南，从上海起航，乘船去了英国，有关婚礼的繁琐杂事
都已经尘埃落定，他们终于有了两人平静相对的时光。
船行海上，猎猎的风吹过，空气中有咸凉的气息，他们都是第一次离家万里，旅途又漫长无际，不知何日才能抵达彼岸。遥望苍茫的海面，她陡然生了一种既甜蜜又惶恐的心情。
她常听他说自己“拙手笨脚”，现在她才知道原来这个鼎鼎大名的才子分不清左右手，不会系鞋带上的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也是一手抓，在生活上，他完全失去了“翩翩风度”，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子，处处依赖他，这叫她想起一个古老的词来，“相依为命”，这一辈子，她都要照顾他了，虽然她也自小娇生惯养，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牛津大学秋季开学是十月份，他们抵达牛津时，学校还未开学，他已由官方安排妥当，进入Exeter（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而她也接洽女子学院，希望能继续攻读文学，可是文学的名额已满，只能修历史，她又不肯，于是，她做了牛津的旁听生。
她偶尔去听课，大部分时候，她都呆在图书馆里，牛津的图书馆古老而恢弘，中世纪建筑宛若一座城堡，还在东吴大学念书的时候，她便在图书馆中寻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考入清华后，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如今，到了以藏书丰富著称的牛津图书馆，又有大把空闲时间，她开心异常，于是定了计划，比照着文学史，一本一本读书。
午后阳光从高大的窗户里照入，在她的笔记本上洒下疏落的影，她坐在临窗的桌前，读着架上的文学典籍，因是上课时分，馆中学生很少，偌大的厅中，常常只有她一人，那样的清静，连她写字的沙沙声也清晰可闻。
下课或放假的时候，他也会过来，两个人一起伏在桌上读书，有时候，他们也去市区的图书馆，那里可以借到十九世纪作品和通俗书籍，他们抱上一堆书回家，入夜了，街上的灯一盏盏亮起来，高大的警察慢吞吞走着，挨家挨户检查大门是否关好，邮差也识得他们，半道上遇上了，就把家信给他们，小孩子会和他们要信封上的中国邮票。牛津就是这样静好的小地方。
他在牛津拿到学位之后，他们又一起去了法国巴黎大学念书。巴黎大学比牛津自由，他们更加肆意的读书，他们除了英文，还读许多法国作家的书，比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尤其是他，不仅读法文，还读德文，后来又加上了意大利文，他们的阅读量叫人叹而观止。
除了一起读书，他们还一起读诗背诗，中文的，西文的，都来者不拒，他们还喜欢比照着书中的描写一起看风景，看到不同的房子，就一起猜测里面住着什么样的人家，看到人流中的各等人，就猜测那人有怎样的身份。
他们有了一个孩子，一个健康漂亮的女孩，他们叫她“阿圆”，她生阿圆的时候，他天天守在她床前，她住医院，他在家和医院两头跑，他老闯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
他陆续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她每次都笑咪咪的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不过，她出院回家的时候，他却为她炖了鸡汤，还剥了嫩蚕豆搁在汤里，他做得很好，而她也真的把他做的“坏事”都修好了。
就这样，自小被仆妇照顾的他们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过日子，从没做过饭的她摸索着学做菜，犯了几次把扁豆壳丢了之类的错之后，居然也做出像模像样的红烧肉，而“拙手笨脚”的他不仅学会了划平生第一根火柴，还包办了他们的早餐，他做的早餐还很丰盛，有香浓的奶茶，煮得恰好的鸡蛋，烤香的面包，黄油果酱蜂蜜也一样不少。
在牛津和巴黎的数年，是他们最快活的时光，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好像自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很多年后，有个叫金庸的武侠小说家，曾在他的《射雕英雄传》中写过一对夫妻，黄药师和他的妻子阿蘅，这虚构的情侣像极了他们，都是聪明骄傲才华卓越的男子，和才智足以与他们并驾齐驱的妻子，只不过黄药师和阿蘅是幻想中的神仙眷侣，而他和她，是红尘俗世里的珠联璧合，有谈诗论文心犀相通，有柴米油盐磕磕碰碰，方叫圆满。
他们在巴黎呆到了1938年，那年秋天的时候，他们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到了战火硝烟的中国。
当时，清华北大为避战乱，都已南迁至昆明，共同成立了西南联大，他应清华的邀约，将往西南联大教书，而她的家人避难到了上海，母亲在逃难时去世，三姑母杨杭荫为了保护学生被日军枪杀，她急于回家安慰悲伤的父亲，于是，他们中途分开，他从香港去昆明，而她带着女儿，独自回上海。
她在上海，一方面照顾父亲和阿圆，另一方面帮着母校振华中学筹建上海分校，还当了一位富家小姐的家教，工作虽辛苦，却有亲情的安慰，他远在昆明，却过得并不如意，他本就才高过人，如今留学归国，学术更是精进，在中国，出头鸟总是被打的，更何况他并不是擅于掩饰的人，与他不相投的人，他一概不放在心上，还常有戏谑之语。他是文字高手，往往只用一两个字便尽显讽刺刻薄之能事，放在西方，这是文人的幽默，放在中国，他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他在西南联大只呆了不到一年就离开了，正好他的父亲也在湖南蓝田师范任教，他便也去了湖南，他在那里干了两年，组建了师院的外语系，1941年暑假，他获悉清华将重聘他回校任教，于是他辞去了蓝田师范的职务，回了上海，他住在家中，一心一意等清华的聘书。
可是，聘书迟迟未寄，他离开西南联大的时候，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当时梅贻琦校长亲自发电报挽留，可他却没有收到，直到清华校方又发电报来问他为什么不回梅校长，他才得知之前梅校长发过电报，可那时他已经往蓝田师院赴任。
两封信件都“失踪”得这么凑巧，他是聪明绝顶的人，何尝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据说，他受排挤，是因为他说过一句话：“叶公超太懒，陈福田太笨，吴宓太迂”，这句话他有没有说过，已不得而知，吴宓是赏识他的，为了他还和清华据理力争，称清华无容人之量，但是，在西南联大时，他也真的得罪了叶公超和陈福田，不管是不是为着这句话。
他是心高气傲的人，碰了两次钉子，自然不愿再回到不受欢迎之处去，于是，当陈福田来上海完成聘他的任务时，仍没收到聘书的他，客气的拒绝了。
他留在了上海，他们一家在这沦陷的孤岛一呆便是八年。
日军攻占了上海，振华分校也解散了，那位富家小姐也高中毕业了，于是，她换了另一份工作，做工部局半日小学的代课老师，而他在震旦女子学院授课，还收了两个拜门的学生。
她的父亲去世了，他家的经济条件也已大不如前，他们不愿向家中求助，她赶很远的路去郊区上课，辞了佣人，包揽了一切家务，自己劈木柴，和他一起自制煤饼，他也一再要求震旦给他加课时，两人纵是这样辛苦，仍敌不过物价飞涨。
贫穷摧毁了他们一家的身体，她持续不明原因低烧，他几乎每年生一场大病，他们的宝贝“阿圆”也得了骨结核差点死去。比之他们在巴黎在牛津的美好岁月，这是一段太过艰难的岁月。
可是，他们的日子依然过得生动有趣，她劈柴做饭的时候，戏称自己做了“灶下婢”，他逗女儿，有什么好吃的总“欺负”她，说“baby no
eat”（宝贝不能吃），看她发愣便哈哈大笑，他乘女儿睡觉，在她的肚皮上画鬼脸，他总和她一块淘气一块闹。
生活的艰难，没有折损他们事业的辉煌，他写出了著名的《围城》，这部作品让“钱钟书”这个名字被世人铭记，她翻译出版了《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随铁大少回家》，创作了四幕喜剧《风絮》，被李健吾赞誉道：“我们开始发表杨绛女士的《风絮》，她第一次在悲剧方面尝试，犹如她在喜剧方面的超特成就，显示她的深湛面有修养的灵魂。”
战争终于在1949年结束了，那年夏天，他们被清华聘请，回到了北京，开始了新中国的生活。
他们没有选择离开，就像在牛津时他不肯放弃中国的奖学金投靠外国富翁改行读哲学，他们并非无路可走，可是他们留在了自己的祖国，而留下来，也不是为了唱“爱国调”谋什么高职，“我们不愿逃跑……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不愿做外国人。”
这八年并不是他们生命中唯一的艰难，后来，他们还经历了同样艰难的文革岁月，他们被下放至干校的时候，她被罚去种菜，他担任干校通信员，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与她“菜园相会”，
十年文革，他写出了宏大精深的古籍考证与评论著作——《管锥篇》，所引中外著作上万种，作家四千余人，而她译著了讽刺小说巅峰之作——八卷本的《堂吉诃德》。
当时光流逝，生活褪去最初的华彩，逐渐呈现粗粝面目，她不再是当初不识柴米油盐的苏州小姐，他也不再是古月堂前吟诗作赋的翩翩少年。
战乱和贫穷改变了许多东西，但总有些东西永恒不变。
那便是“风骨”。
钱钟书为何在与杨绛感情好得不得了的时候写下《围城》
杨绛先生写了一部《记钱钟书与<围城>》的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收人“骆驼丛书”出版。说它是书，其实只有一万人千字，比起曾经有过和以后还会有的许多“专著”以及洋洋大观的“传记文学”或“文学传记”来，它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但它的确是一本书，不仅因为它是设计朴素、装帧精美的“骆驼丛书”之一种，而且因为它完全可以容纳足可称为“书”的内容：只要放纵想象，“据实构虚”，就可以写出数十万言的传记来。以杨先生的手笔，也完全可以写得“优美动人”。但是，《记钱钟书与<围城＞》不是传记，尤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传记。杨先生只用了两个小标题：“钱钟书写《围城》”、“写《围城》的钱钟书”，并以她写《干校六记》那种平淡清丽的文风，记叙了《围城》是如何被“捏造”出来的，以及“捏造”它的作者从小就具有怎样的“痴气”。与“想人非非”的写《围城》的夫婿相反，杨先生不容许自己想象，不作主观的“自我介入”。她“既不称赞，也不批评，只据事纪实”。
“据事纪实”本来是传记家的准则，“据实构虚”才是小说家的本领。但人们却往往把二者颠倒过来，看小说以为是作者的“据事纪实”，写传记则忘记了不可以“据实构虚”，结果弄出无数人间喜剧来。钱钟书先生对这种喜剧看得多也看得厌了，所以一听说为人作传之类营生便不免产生厌恶的情绪。
早在1941年，开明书店出版过钱钟书先生一本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在开卷第一篇《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里，他就写下一段关于传记的对话：
“你看，人怕出名啊！出了名后，你就无秘密可言。什么私事都给采访人去传
说，通讯员等去发表。这么一来，把你的自传或忏悔录里的资料硬夺去了。将来我若作自述，非另外捏造点新奇事实不？”我问。
他又笑了：“不料你的识见竞平庸得可以做社论。现在是新传记文学的时代。为别人作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说，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拉地记载交游，传过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钱先生的话似乎并没有起到醒世的作用，相反的，这类“自传”或“别传”一天天多起来。久而久之，人们产生一种心理：宁愿将小说当“别传”或“自传”来读，也不妨将“自传”或“别传”当小说或故事来写。例子之一就是人们对于《围城》的反应。有人干脆认为，方鸿渐就是钱钟书，仿佛福楼拜曾经说过的“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有人甚至特地拜访过当年和“方鸿渐”一起去“三闾大学”的教授哩。更有好事者，几乎要根据《围城》写出一部“钱钟书评传”来。
笔者也是“好事者”之一，也曾经想过能有一部“钱钟书评传”该多好，这样也就不至于再有人翻翻《管锥编》以后问我：“钱钟书是哪个朝代的？”1982年上半年，当香港出版界约请郑朝宗先生写一部有关钱钟书生平和著述的评传时，我因此而极力怂恿。但郑先生人为所动，他太了解钱先生了。
最了解钱钟书的，当然莫过于杨维光中了；最熟悉《围城》的写作经过的，无疑也莫过于杨先生了。正如她自己所说：“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同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正因为熟悉，而又“只据事纪实”，才使《记钱钟书与<围城>》给人的印象首先是真实，钱先生“读后也承认没有失真”。换句话说，杨先生没有把它写成“传记”。它不是“自传”，也不是别传。
钱钟书的“痴气”
读杨先生此书，我最感兴趣的还不是“钱钟书写《围城》，而是“写《围城》的钱钟书”。作为学者的钱钟书，其学识之渊博，视野之广阔，是足以令人惊叹的。作为作家的钱钟书，给人们的感觉是神秘的。在不少读者眼中，钱钟书和他的《围城》简直是个谜。是机智，是讽刺，是幽默，是深于嘲弄，还是深于歌哭的？是希望，是失望，是悲哀，是深谙今世，还是深悲来生的？总之是“神龙般的迷走”。自从《围城》重印以后，国际国内曾掀起好一阵《围城》热，不管钱先生是“诚诚恳恳地奉劝别研究”它，还是“客客气气地推说‘无可奉告’”，或者“不讲情理”地拒绝求见者，人们还是按照各自的想象和理解去理解和想象《围城》与它的作者。
杨先生毕竟是女性作家和学者，比起“不讲情理”的钱先生，似乎更能理解读者的心情。她的《记钱钟书与<围城>》充分地满足了《围城》的爱好者们渴望理解小说与作者的愿望。她以极简约的笔墨为读者写出了一个真实的钱钟书，一个从小“痴气”旺盛、天生一副作家脾性的钱钟书，并且第一次向我们透露了钱先生创作兴致极浓却只能从事研究或评论工作的原因。
钱先生于文艺创作有极浓的兴趣，是和他自幼便具有的“痴气”直接相关的，杨先生对此作了非常生动的记述。钱先生从小爱读书，并且“一辈子钟情于书”，仿佛是命中注定的。据说他周岁时“抓周”抓了一本书，由此而得名。他在伯父的庇护下读书，像《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些“正经小说”，家里是有的，他很早就开始“囫囵吞枣”地阅读，尽管把“呆子”读成“皑子”，山不知《西游记》里的“呆子”就是猪八戒，但那又何妨？伯父肯花铜板计他向书摊租小说，那是求之不得的事。那些家中不藏的书，父亲未必让看。什么《说唐》、《济公传》，什么《七侠五义》，他都看得津津有味，回到家里，还要把刚看过的小说向弟弟搬演一番：
希望可以帮到你
论文时候就写，因年代久远，所以发表日期不详，望老师海涵。然后在拽点文邹邹的东西
哈哈~！！ 老师都喜欢这样 ~！！
杨绛曾经概括“围城”的一句经典的话出自哪本书?
杨绛说的话是“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是杨绛女士写在钱钟书《围城》扉页的一句话，所以就是出自钱钟书先生的《围城》。
婚姻是围城，学校是围城，生活也是围城。入与出映射人生哲理与境界，也成为生命的常态。
如何评价杨绛和钱钟书的爱情？
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开了。春天从窗外进来，人在屋子里坐不住，就从门里出去。不过屋子外的春天太贱了！到处是阳光，不像射破屋里阴深的那样明亮；到处是给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风，不像搅动屋里沉闷的那样有生气。就是鸟语，也似乎琐碎而单薄，需要屋里的寂静来做衬托。我们因此明白，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
--钱钟书《窗》钱钟书（1910年-1998年），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
今天为何提起钱钟书先生呢？
2017年12月19日是钱钟书先生仙逝19年祭日，出于好奇，掌柜的便翻阅了先生的生前资料，发现钱钟书先生不仅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及成就，还有一段现代人少有的真挚爱情。
杨绛（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
杨绛曾回忆与钱钟书初识的情景：他身着青布大褂，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而我则紧张地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于是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以至于他放假回家了，我还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1935年，他们举办了婚礼。婚后两年，在英国牛津，杨绛怀了孩子。钱钟书谆谆嘱咐她：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杨绛坐月子时，钱钟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事后确都一一妙手解难，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多年前，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我把它念给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杨绛回忆道。
从1994年开始，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杨绛只求比他多活一年，尽力保养自己。不久，女儿钱瑗也病重住院。1997年，钱瑗去世。第二年年末，钱钟书去世，走时一眼未合好，杨绛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此后，杨绛便闭门谢客，很少再与外界往来。她隐居在喧嚣的时代中，伴着女儿和丈夫的照片，孤独地生活。
爱情，不过如此，终是归了你情我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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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与杨绛的故事谁知道?
1932年，22岁的杨绛在清华园偶然碰见了钱钟书。若干年后，杨绛说，“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杨绛 《记钱钟书与<围城>》）
杨绛本来是东吴大学的学生，因东吴大停课，学生借读北平高校，杨绛才来得到清华。这般的阴差阳错，只能说他俩有姻缘在。更有意思的是，这种偶遇实在是偶的巧极，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和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都是无锡的名士，张謇曾把两人称为“江南才子”，江南才子们风流会友自然是往来不绝的，杨绛和钱钟书偶然一遇，再偶然一谈，方才知道，世交不说，原来早在十多年前，8岁的杨绛就曾经跟随父亲拜访过钱家，那时的钱钟书在庭院里跑闹打跳的时候未必注意过这么一个来造访本家的女孩子。可当下一想，却觉得真是冥冥中自有定数。后来杨荫杭曾打趣杨绛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这巧缘，再加上两人文采的惺惺相吸，钱钟书和杨绛的恋爱，自然也不胫而走，流传于整个清华园了。当时清华女少男多，而女生多住在“古月堂”，因此男生们有事没事都往那里跑去，情侣们也“每于夕阳西下，俪影双双徘徊于西园道上。”为钱作传的汤晏笔调诙谐的说钱杨二人恐怕也是其中一对。
夏志清说钱锺书“才气高，幽默，很会讽刺人。他什么人都看不起，当时联大的教授恨他的也不少。他虽然一方面仍是谦虚，但是恃才傲物。”这样的钱钟书，他的恋爱如果乏善可陈，与众雷同，那不免于泯灭可惜。但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看看《围城》就知道了，什么事放到他手上，就消腾不了。
钱在清华的朋友许振德曾经说说，“钟书兄每将其恋爱经过逐一相告，并朗诵其情书佳作。”（许振德《水木清华四十年》）这种得意于自己情书文采，倒是不稀奇，可隐私的情书也能当众宣读倒是钱钟书过人之处。假使有人以此打趣杨绛，不晓得杨绛会不会诧异。这一时期的钱钟书“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因此“写了很多有李义山风味的爱情诗。”（汤晏《一代才子钱钟书》）他有一组《壬申年秋杪杂诗并序》就存留了写给杨绛的情诗，大抵可以窥见些风貌。
一首说，“缠绵悱恻好文章，粉恋香凄足断肠。答报情痴无别物，心酸一把泪千行。”钱才子诗意虽浅白，一番真情却是谁也不能怀疑得了。又一首说，“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苦两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这是情诗的老调，因天而感人。
当然，钱钟书最让人诧异的就是写情诗用宋明理学入词，真是绝想妙想，当然也古怪的可以。他自己对这一创举也很是自负，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吴忠匡《记钱钟书先生》）
这样的句子，我在别人写的传记里面找到几条，比如“除蛇深草钩难看，御寇颓垣守不坚。”据说，这是以蛇比做相思，取捉摸不定，难以自持的意思。做法倒是新奇，可总觉得不像情诗。当年的杨绛看到这样子的情诗，赞叹之余恐怕要有点苦笑。
汤晏说《围城》实际上很间接的说了钱杨的恋爱。除了书的写作年代基本契合以外，还透露了一个小故事。有人曾当面问过钱钟书，说《围城》里的人都被他讽刺过，唯独“唐小姐例外”，最后也只是“fadeout”，这是什么原因。钱钟书听完狡黠的反问，“难道你的意思说，唐晓芙是我的dream-girl？”
钱钟书和杨绛的书信不是很勤快，如《围城》里描写的方鸿渐和唐晓芙一样，不过是“见了七八次，写给她了十几封信，唐小姐也回了五六封。”放到现实中，假使杨绛回了五六封信，那么有一封肯定落到了钱老爷子钱基博手上，老先生三下五除二坦坦然的拆封一阅，见杨绛信中说，她和钱的事，自己同意没用，需要双方父母兄弟欢喜才好。老先生看这女孩子通情达理，心里一高兴竟绕过钱钟书直接给杨绛去信一封，把杨绛夸奖了一番。这种事情，说起来都让人忍俊不禁，这一家子可真是出奇人。
至于杨绛的父亲更是有意思的紧，和女婿钱钟书爱好到了一块，本来有个读书的女婿是差强人意，等知晓了这个女婿和自己一样喜欢读字典，一下子就大为赏识。有一次偷偷问杨绛，“钟书常那么高兴吗？”一副欢喜关心的样子。
钱杨在双方家长满意后遂举行了婚礼。杨绛后来回忆说，他们结婚前还有“订婚”一说，很是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杨绛《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
婚后，两人即赴英国。在英国期间杨绛怀孕，钱钟书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杨绛《我们仨》）
风雨半个世纪后，1999年，八十八岁的钱钟书从此永远的离开了杨绛。四年后，杨绛写出了一本散文集《我们仨》，来追忆他和钱钟书的故事，风传一时，人人争相阅读，在书的开头杨绛说她做了一个梦，她梦见“我和锺书一同散步，说说笑笑，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太阳已经下山，黄昏薄幕，苍苍茫茫中，忽然锺书不见了。我四顾寻找，不见他的影踪。我喊他，没人应。”后来她把梦告诉钱钟书，埋怨钱钟书不等她让她惶急和孤凄，钱钟书说，“那是老人的梦，他也常做。”（杨绛《我们仨》）
这是老人的梦，被杨绛冒冒失的说了出来，而钱钟书则长久的埋在心底。因为钱钟书知道有一天当他们在古驿道上走散时，这便成了一个真的“长达万里的梦”，他要比杨绛更加勇敢的面对。
当年在和杨绛热恋时，钱钟书曾经写下一首诗，
良宵苦被睡相谩，猎猎西风测测寒。
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
我长时间的念着最后的两句，于是久久地不能停下。
钱钟书和杨绛的真情故事
1935年，钱钟书决定参加出国留学的考试。当时报名人数总共近300人，结果被录取的只有24人。在这24位被录取者当中，钱钟书不仅是唯一的英国文学专业录取生，而且总成绩最高。钱钟书把已被录取、准备赴英留学的消息，告诉了杨绛，并希望她能陪同一起出国。杨绛知道钱钟书出自读书世家，从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里，对日常生活不善自理，假如自己与他一起出国，可以照顾他。因此，杨绛打算不等毕业，先与钱钟书结婚，再一同出国。
为了赶在出国前结婚，钱、杨两人决定于1935年夏举行婚礼。新郎新娘身穿礼服，仪表俨然。杨绛后来曾说过：“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此情此景，不禁使人联想到钱钟书《围城》中描写的曹元朗与苏文纨的婚礼。
结婚不久，杨绛随丈夫钱钟书远赴英国。此番出国，钱钟书系公费，而杨绛是自费。初来乍到，钱钟书就遭遇“不幸”。据杨绛回忆：“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他是一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未及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一大跤。那时我们在老金家做房客。同寓除了我们夫妇，还有住单身房的两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家。钟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我急得不知怎样能把断牙续上。幸同寓都是医生。他们教我陪钟书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这难免使她想起钱钟书曾常自叹“拙手笨脚”。原来她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她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牛津大学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云集了众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在历史上培养了大量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牛津大学拥有世界上第一流图书馆，名叫博德利图书馆，钱钟书将其戏译为“饱蠹楼”。早在莎士比亚在世的1611年，英国书业公司就承担了把各种新书（包括重印书）都免费送一本给这个图书馆的义务。钱钟书和杨绛在这里如鱼得水，差不多把业余时间全部泡在读书上面。他们借来一大堆书，涉猎包括文学、哲学、心理学、历史等各种图书，固定占一个座位，一本接一本地阅读，并作了详细的笔记。一副饱学终日、乐此不疲的模样，令人神往。杨绛既不是正式学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她从前还没享受过这等自由。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坐拥书城，充分满足了她对书籍的“饕餮”之欲。杨绛为自己定下了课程表，一本本书从头到尾细读。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料理柴米学当家
在牛津，杨绛为自己和钱钟书租下一处好房子。那里地段好，离学校和图书馆都近，过街就是大学公园。他们先在食品杂货商店定好每日的鲜奶和面包。牛奶每晨送到门口，放在门外。面包刚出炉就由一个专送面包的男孩送到家里，正是午餐时。鸡蛋、茶叶、黄油以及香肠、火腿等熟食，鸡鸭鱼肉、蔬菜水果，一切日用食品，店里应有尽有。他们只需到店里去挑选。店里有个男孩专司送货上门；货物装在木匣里，送到门口，放在门外，等下一次送货时再取回空木匣。他们也不用当场付款，要了什么东西都由店家记在一个小账本上，每两星期结一次账。
杨绛笑着说：“我们上图书馆或傍晚出门‘探险’需要的食品。店家结了账送来账本，我们立即付账，从不拖欠。店主把我们当老主顾看待。我们如订了陈货，他就说，‘这是陈货了，过一两天进了新货再给你们送。’有了什么新鲜东西，他也会通知我们。钟书《槐聚诗存》1959年为我写的诗里说我‘料理柴米学当家’。”
在他们住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拙手笨脚”的钱钟书大显身手。杨绛因入睡晚，早上还没有醒。他一人做好早餐，用一只床上用餐的小桌把早餐直端到她的床前。居然做得很好，还有黄油、果酱、蜂蜜。她可从没吃过这样早饭！
杨绛自认为，“我们自理伙食是冒险”。当时她想起曾看见过厨房里怎样炒菜，也学着炒。一次店里送来了扁豆，因为不识货，一面剥，一面还嫌壳太厚、豆太小。她忽然省悟，这是专吃壳儿的，是扁豆，于是便焖了吃，颇为成功。店里还有带骨的咸肉，可以和鲜肉同煮，咸肉有火腿味。至于猪头肉，杨绛向来认为“不上台盘”的：店里的猪头肉是制成的熟食，骨头已去净，压成一寸厚的一个圆饼子，嘴、鼻、耳部都好吃，后颈部嫌肥些。还有活虾。她很自信地说：“得剪掉须须和脚。”
她刚剪得一刀，活虾在她手里抽搐，她急得扔下剪子，扔下虾，逃出厨房，又走回来。钱钟书问她怎么了。
她说：“虾，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
钱钟书跟她讲道理，说道，虾不会像你这样痛，他还是要吃的，以后可由他来剪。
就这样，他们玩着学做饭，觉得很开心。钱钟书吃得饱了，也很开心。
那段时候，她们夫妇俩真的很快活，自己打出了一个美好的天地。
杨绛与其丈夫钱钟书的一件趣事
风雨同舟
婚后不久，钱钟书杨绛即告别父母朋友，相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37年，他们的女儿钱瑗出生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乐趣。钱钟书“痴气”十足，有着孩子般的童心。杨绛回忆说：“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画一个大花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了。”
1938年，钱钟书杨绛携女儿提前回国。杨绛的父母先后去世，这对孝顺的杨绛来说，不啻于一次重大的情感打击。这以后，钱钟书杨绛相依为命，颠沛流离，曾一度生活艰难，钱钟书为维持这个家，不得不多代课。直到1949年，他们重返清华大学园。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春天。1950年起，中央领导力邀钱钟书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应承了，为之耗费了大量的心血。此时杨绛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教书，每天陪她的是那只可爱的小郎猫“花花儿”。杨绛课务并不繁重，业余时间她从事文学翻译。
1966年，“文革”开始了。钱钟书夫妇俩也劫难逃。1966年8月9日，杨绛被“揪”了出来，3天后，钱钟书也被“揪”了出来。那时候，钱钟书在文学所，杨绛在外文所，同属学部，命运也相同。每天上班，他俩各自挂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牌子，自己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一天，钱钟书在被揪斗中，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成了“十”字怪头，亏得杨绛一向是钱钟书的“理发师”，赶紧将“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十”字。尽管被批斗，但他们的感情融洽到给人一种“胶着”的亲密感。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们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顾，走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当时学部的人在背后煞了眼地辩：“看人家钱钟书一对儿，越老越年轻，越老越风流！”他们在这场灾难中不消沉，不畏缩，不卑不亢地做人。
1969年，钱钟书被下放到河南干校，临走那天，杨绛及女儿、女婿王得一拿着大包小包哭着为他送行。钱钟书不等车开就催他们回去，免得看见他们难过的样子。车子开走了，把杨绛的心也带走了。
1970年，杨绛也下放到河南干校。下干校那天，只有女儿为她默默地送行，女婿王得一已于一个月前因军宣队批斗迫害自杀了。车子启动了，母女二人欲哭无泪地挥手作别。杨绛被安排在菜园班看菜园。她这个菜园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远，钱钟书此时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两人坐在水渠边晒晒太阳、谈谈话。钱钟书还经常写信给她，写些所见所闻、杂感、笑话和诗词。鱼雁往来，给他们生活增加了慰藉。
